编者按：战国风云，七雄并起，两千多年前的刀光剑影也曾在廊坊这片土地上上演。燕赵、燕齐之间时而紧密联合，时而相互征伐，关系微妙，错综复杂。本文即是对战国时期廊坊地域行政建置情况的考证，也能让人们对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有更真切的感受。

说起廊坊历史，引用最多的是明人蒋一葵《长安客话》中的一句话——“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遂隶涿鹿之阿”，这就把廊坊历史上溯到五千年前三皇五帝的远古时期。通过多年考古调查，我市三河孟各庄、刘白塔等地发现有新石器时期遗址，全市范围内商朝遗址也有零星分布，这都证明了廊坊地域内有早期的人类活动。

廊坊地域在社会结构、组织形态等方面脉络清晰的历史应该从西周封燕开始。公元前1044年，武王姬发伐纣推翻殷商之后建立周朝，开始实行分封制。周王朝以都城镐京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大片土地，建立由周王直接统治的中央特别行政区，此谓之“王畿”。王畿以外的全国所有土地划分之后，分封给姬姓的周王室亲族和少数异姓有功之臣建立诸侯国。各诸侯国犹如众星捧月环绕拱卫着王畿，这其中就有武王封其弟召公姬奭的燕国。《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从此，燕国在贯穿西周、东周长达八百多年时间里，成为北方地区的一个统治政权。今天廊坊所处的大部分地域，都在燕国所辖范围之内。因此，研究燕国历史是追溯廊坊历史文化的正脉。

然而，三千多年的风尘埋没了太多历史信息，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国祚八百余年、世系历40余代的燕国，在司马迁的《史记·燕召公世家》中仅用了区区2300字就从头说到了尾，并不是太史公惜字如金吝于笔墨，而是他手中掌握的燕国史料也十分有限，这一点从《史记》所录燕世系中从召公到第九世燕惠侯之间资料为空白就可看出端倪。

针对历史研究过程中史料缺失的问题，早在清末，一代大儒王国维先生就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解决历史悬疑问题，其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此说与从西方引入的现代考古学异曲同工，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学术正流。从司马迁著《史记》的两千多年前到现在，无论是科学考古发掘，还是在各种机缘巧合下出土的文物资料补充了诸多史籍之不足，使今人手中掌握的历史信息远富于司马迁时代。有赖于此，燕国历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出现，这也使廊坊历史研究有了更多的线索和支撑。由于燕国早期涉及廊坊地域的史料依然不够充分，本文只就廊坊地域战国时期的行政设置这一角度略作铺陈。

一

在正史中，廊坊所辖诸县（市、区）最早置县时间为西汉高祖初年，如安次、固安、文安、大城都是在这一时期置县，其他地方都相对要晚一些。那么西汉之前廊坊地域内有没有行政设置呢？遍览诸县史志，西汉以前仅注明其地所属，至于有无行政设置均语焉不详，或不云所以，或以“汉以前邑名无可考”一语带过。在《史记》《战国策》等史书中，虽然零星记述了一些廊坊地域内战国时期的地名，诸如方城、临乐、武平等，但这些地名是否代表当时的行政设置仍未可知。

史书中出现所涉廊坊域内地名的情况多出现在燕昭王前后。燕昭王是燕国中兴之主，其父燕王哙受人蛊惑，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此不合周礼之举遭到从燕国内部到燕国以外各诸侯国的普遍抵触，子之主政三年燕国大乱，在公元前320年，齐国、中山国联军乘机攻燕，燕国国都被攻破，燕王哙和子之被杀。在面临灭国之际，赵国一代英主赵武灵王出于邻国之间力量对比的综合考量，将燕国送往外国当人质的公子职送回燕国担任国君，这就是后来的燕昭王。燕昭王即位后励精图治，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在燕下都高筑黄金台，“千金买骨”，招纳贤士， 乐毅、邹衍、剧辛等各国俊杰争相聚于燕昭王麾下。

随着国力日盛，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与秦国、赵国、韩国、魏国合纵进攻齐国，连下齐国七十多座城市，除了莒、即墨两城，几乎攻占齐国全境，一雪当年破国之耻。燕昭王在位三十三年，把原本弱小的燕国带入一个最为鼎盛的时期。燕国疆域“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史记·苏秦列传》），从这时起，燕国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

从此时燕国的版图可以看出，现在的廊坊地域绝大部分已经被纳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段话所描述的燕国四至中北、东、西三面毫无疑问地把廊坊所辖范围的对应方向拢入其中。至于南面，文中讲燕国南有呼沱、易水，而这个时期的呼沱、易水在哪里呢？关于呼沱，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滹沲，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滹沲自县东至参合，又东至文安入海也”。可见，在战国时期，滹沲河下游在今文安一带。至于易水，唐代学者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说“易水出易州易县，东流过幽州归义县，东与呼沱河合也”。归义县在唐时羁縻州治所，旧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区东北三十六里的广阳城村，与上一句话联系起来，就知道易水从易县过今房山后向东注入呼沱河，然后在文安入海。据此，今文安以北的廊坊地域都为燕国所辖。此外，廊坊最南部的文安、大城两县战国时期处于燕、赵、齐三国边境地区，从动态的时间段来说三国曾先后互有领属，不可一概而论。

那么，在燕国的这个版图上，行政组织形式是什么样子？按照史籍记载，燕昭王时期实行的是郡县制。比如，乐毅伐齐，势如破竹，“下齐七十八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史记·乐毅列传》），又如，燕昭王命大将秦开袭破东胡，却敌千里，北筑长城，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还有，《战国策·秦策五》说“赵攻燕，得上谷（郡）三十六县，与秦什一”，这些都好像证明了燕国实行的是郡县制。但从近年来披露的燕国文物资料（如玺印、兵器的铭文）信息来看，史籍所描述的并不十分准确，燕国的县级行政单位称为“都”，因此，燕国实行的是郡都制，而不是郡县制，这一点目前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笔者此前发表的《从两方古玺印谈文安置县相关历史问题》一文曾就此有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二

前面做了这么多铺垫，现在该进入正题，战国时期廊坊地域的行政设置情况是什么样？应用“二重证据法”，可以从史籍和文物两方面相互验证得出答案。

从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燕国的行政设置分为三级，王室（中枢机构）—郡（相当于市级机构）—都（县级机构），“都”下面是否还存在像秦、汉时期“亭”之类更细化的基层设置目前不得而知。由于这三级行政设置而形成了不同大小的三类城池。最大的是燕王和中枢机构所在的都城，其次是郡治所在的城池，比这两类更小的是都（县）治所在城池。

燕国国祚822年间，先后建有五座都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古城是西周初期召公受封燕国的都城，已被考古、史学界认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北京西南房山区琉璃河镇发掘出周初及西周时的城址和墓地，遗址发现两处古城城址，共发掘300多座墓葬和近30座车马坑。其中M1193号大墓被认为是第一代燕侯的墓葬，出土的“克盉”、“克罍”有内容相似的一篇铭文，铭文记的是当年周天子对太保召公奭说的一段话。太保是西周三公之一的重臣，所以召公奭不能亲自到燕地来当燕侯，于是铭文载：“令克侯于匽(燕)”，即天子封召公奭的长子克做匽(燕)地的诸侯，代替他的父亲到燕国。铭文与史书中召公受封之事相符，且与《史记》所记载的“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相合，即召公并未到燕地就封，而是在朝中辅佐成王。

此后，燕国先后有燕上都蓟（位于今北京市西二环广安门附近）、临易（位于今河北雄县县城西北五公里）、燕中都（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燕下都武阳（位于今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处），这些都城遗址基本上都被近年来所进行的考古探测所印证。

从燕国这五个都城的位置来看，与廊坊地域的直线距离都不太远，这是由于燕国虽然版图不小，但北部基本是人烟稀少的山区，只有南部一带人口比较稠密。建立都城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因此燕国都城基本上都选址于山区与平原的结合部，这一区域在战国时期称为阳地，廊坊一部分区域就在此列。特别是今天固安一带，位置更接近燕国都城，属于燕国督亢地区的膏腴之地，在当时是非常富庶的地区。但是，由于燕国的战略纵深比较小，如今廊坊并不算大的地域面积在燕国时期却一部分属于“京畿”，一部分属于与齐、赵两国的边境前沿，这就注定了燕国与齐、赵两国的战争多数都涉及到廊坊地域，因此史籍在叙述这些战事的同时，也把涉及廊坊地域的地名记录下来，从而为了解当时的行政设置提供了信息。下面我们就摘录出来逐条分析论证，从中一窥战国时期廊坊地域的行政设置情况。

其一 （燕王喜）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史记·燕召公世家》），（悼襄公）二年，李牧将，攻燕，拔武遂、方城（《史记·赵世家》）

《史记》中这两处记载说的是同一个内容。记录的是燕王喜十二年（前243年）赵国与燕国间的一场战争。李牧是赵国北方良将，曾经驻守代和雁门备匈奴，平素“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使匈奴十多年不敢近赵边，被后世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前243年，李牧攻燕，拔武遂（今河北保定徐水区西北的遂城镇）、方城（今河北固安县西南），相传在固安县雀台寺村曾有李牧点将台遗址。《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县南十七里”。从李牧攻燕这段记述中，方城与多见于史书的武遂并列，应为一座比较大的城池。而且，目前已经发现印文为“方城都司徒”的燕国玺印，因此可以确认当时燕国有“方城都”这一县级行政设置，史书中的记载仅为省略了“都”字而已。

其二 （赵孝成王）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史记·赵世家》）

这段文字的信息量很大，记述的是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年）燕赵易土之事，其中提到六个地名，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均已不再沿用，因而也为确定归属增加了难度。龙兑位于今河北满城境内，汾门位于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区西易水之北，临乐位于今河北固安西南，葛位于今河北徐水东南，武阳位于今河北易县东南，这些都没有太多争义。唯有平舒对应现在是哪里有不同观点。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晋史学家徐广之说“平舒在代郡”。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蔚州灵丘县北九十三里也”。这两种解释基本相同，那就是认为上述这句话中的平舒为后来代郡之平舒。当代学者陈平所著《燕史纪事编年汇按》一书也认同此说。

然而，当代学者彭华在其所著《燕国八百年》中，明确标注此平舒为今河北大城。还有天津史学家韩嘉谷在《“平舒”戈、“舒”豆和平舒地理》一文中也把燕赵易土的平舒考证为大城。此外，廊坊本地学者李思进、杨馨远主编的《大城史话》和大城县政协编著的《大城历代文献选编》进一步确认了这一观点。

前者有古代学者加持，后者有当代专家论证，究竟哪种观点更接近历史真相？笔者更认同此平舒为代郡平舒之说。综合分析如下：确定平舒应该是哪里，首先要搞清楚这次燕赵易土谁是主动一方，只有先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分析这次易土的动机和目的，从而帮助我们做出判断。燕赵易土之事《史记·赵世家》原文说得很明确，即“赵孝成王十九年，赵与燕易土……”，证明此事的主导和发起者是赵，而不是燕，主导一方肯定有明确目的才会主动提出这次易土。况且此事见之于《史记·赵世家》，而在《史记·燕世家》中没有被提及，说明这次易土对赵国很重要，对燕国则仅是同意了赵国的易土方案而已。天津史学家韩嘉谷在《“平舒”戈、“舒”豆和平舒地理》一文中说燕赵易土是燕国为了解除赵国对燕国上都和下都的安全威胁，明显是把燕国当成了易土的主动方，这自然会造成其判断的失误。

其次，既然是赵国主动与燕国易土，那么赵国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战国晚期，燕赵连年交战，燕王喜四年（前251年），燕国误判形势，以为赵国少壮皆死于秦赵长平之战，乘机举兵伐赵，赵国派廉颇为将，大败燕军，燕相栗腹被杀，赵军北上五百里围困燕都，燕国不得不割五城请和；燕王喜六年（前249年），赵孝成王以武襄君乐乘为将攻燕，围其国。就在燕赵两国忙于相互征伐之际，西面虎视眈眈的秦国坐享渔翁之利，向东不仅攻占了韩国的上党，又于前247年 “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初置太原郡”（《史记·秦本纪》），赵国北方腹地面临着来自秦国的巨大压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国才不得已于当年决定与燕国易土。那为什么赵国用龙兑、汾门、临乐换回燕国的葛、武阳、平舒这三个地方呢？很明显是出于加强对秦国防御的战略考虑。在秦国已经占据太原一带的情况下，要想保证赵国北方腹地安全，就不能让秦军穿越太行山。八百里太行在北部有两个重要关口，分别是“太行八陉”中的蒲阴陉和飞狐陉，也就是现在的紫荆关和飞狐口，这两处关隘是晋冀穿越太行山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葛和武阳都位于蒲阴陉以东，得此即可加强对这一关口的战略控制。而飞狐陉位于今涞源以北、蔚县以南，古时代地平舒扼其西口，赵与燕换得平舒，就是为了控制飞狐陉。因此，赵国才不惜用龙兑、汾门、临乐交换燕国的葛、武阳和平舒。当然，龙兑、汾门、临乐三地靠近燕国都城，对燕国来说也不吃亏，同时还送了赵国一个顺水人情，这才使此次燕赵易土得以顺利实施。

综上，赵与燕此次易土主要目的是加强太行山重要隘口的战略防御，以阻秦军东进，因此可以断定此次易土之平舒应为代地平舒，而与大城无关。

这次燕赵易土中还提到一个与廊坊有关的地名——临乐。《史记集解》引用徐广的观点，认为临乐即为临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临乡故城在幽州固安南十七里也”。临乡西汉时初为侯国，后置县，东汉时废入方城。明嘉靖《固安县志》古迹条目有“临乡，故城名后省周惠王与燕临乐”。前文已经说明战国时期燕国已经有方城都的设置，同一时期的临乐如果也是县级设置的话，与方城的距离过近，不太合理。但作为燕赵易土六地之一，临乐自然也不会是太小的地方，因此战国晚期时的临乐是个什么级别的存在还需进一步考证。

其三 （赵惠文王）二十一年，赵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史记赵世家》）

这里提到的武平是哪里？据《史记正义》所引唐李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赢州文安县北七十二里”，这个方位正是现在霸州市胜芳镇，李泰的这条注解也是胜芳在战国时期称为武平的最早史料证明。另据霸州当地学者考证，胜芳始建于春秋末期，因地处河堤汇合之处的堤头而最早得名堤头村，时属燕。前318年燕国发生子之之乱，齐国乘机攻燕，堤头村被齐国占领。三十年后，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年），燕将乐毅统五国之兵伐齐，不但收复失地，而且克齐七十余城。也就是在这次伐齐之战中，堤头村重新归燕，并改名武平（八百多年后，到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北齐后主高纬于公元570年改“天统”年号为“武平”，为避讳皇帝年号，武平改名渭城，后来又改为胜芳）。

这一说法的原始依据不知出自哪里，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前284年乐毅伐齐之后武平属燕，而到《史记·赵世家》所说赵惠文王二十一年，也就是前278年时，因“赵徙漳水武平西”，所以可以断定此时的武平属赵。这六年间，虽然燕国经历了从燕昭王到燕惠王的权力交替，但燕赵此时共同的敌人是齐国，燕赵关系处于“蜜月”期，两国之间并无战争导致的领土易主，也无非战争因素的领土交换，那么就出现了武平归属前后矛盾的问题。

这就有一种可能，《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十一年，赵徙漳水武平西”中的武平可能不是胜芳，而是另有他地，也就是说唐人李泰在《括地志》中所考证的“武平今名渭城，在赢州文安县北七十二里”的观点有误。古人做学问都比较严谨，但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古籍中张冠李戴的错讹现象并不少见，对古人的观点不能盲目认同。出于学术探讨的角度，“赵徙漳水武平西”中的武平被认为是胜芳需要解释以下疑问：一、漳水在战国时期是不是流经现胜芳一带？二、赵国围绕武平（胜芳）两次让漳水改道有何必要？三、从现在考古验证的燕南长城走向来看，在修建长城的燕昭王时期，胜芳一带应该属燕，这也就没有了在燕地赵国来为河流改道的可能性。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暂且存疑。

其四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简公曰：“蚤从御鞅之言，不及此难。”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已，遂杀简公（《史记·齐太公世家》）。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这是《史记》涉及到徐州一地的两段记载。第一段记述的是春秋时期的前481年田成子发动政变，在徐州杀死齐简公之事。第二段讲述的是战国时期齐威王与魏惠王在讨论何为国宝时的一句话。这两段话中都涉及到齐国的徐州，但这个徐州是哪里从唐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分歧。唐代两部史籍对“徐州”都有注释，司马贞所撰《史记索隐》云“徐音舒。徐州，齐邑，薛县是也，非九州之徐”。薛县为古县名，秦置，北齐废，治所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南四十里皇殿岗故城址。而张守节所撰《史记正义》解释徐州为“齐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东平县也”。因勃海郡无东平县，后人多认为此东平县应为东平舒县之误，也就是说《史记正义》认为徐州为现在的大城县。从近几十年来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此徐州被认定为河北大城之说逐渐得到认可。这也就证明了一个问题，齐威王在位时间为前356—前320年，这时正处于战国中期，此时大城还称为徐州，至于什么时候从徐州改名为平舒，只能是在此之后到西汉置东平舒县之前这段时间内，至于更具体的时间，下文在谈及文物资料部分时还会提及。

三

前面把文献史料中涉及廊坊地域的战国时期地名做了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关于廊坊战国时期的文献史料非常之少，这也是长时间以来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几乎是盲区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长期以来出土战国文物特别是大量带有文字信息的古玺印、青铜器、陶器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为研究燕国行政设置提供了难得的基础信息。

一、古玺印。关于古代玺印，东汉末年刘熙的训诂学著作《释名》解释为：“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古玺是秦国统一全国之前印章的通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只有皇帝的印章才可称“玺”，官吏及一般人的称为“印”。早在春秋中期，玺印已应用于社会活动中，但鲜有实物存世。到了战国中晚期，形成了严格规范的玺印制度，玺印成为上到国君，下到各级官员行使权利的必备之物，不但有官必有印，而且玺印的大小、形制、材质等方面也有了严格规定。

战国古玺存世量较大，来源无外乎传世与出土两种，且以后者为主。最早形成于北宋时期的金石学就已经把玺印文字列入其研究范畴，以达到证经补史之目的，但毕竟当时能够见到的古代玺印数量有限。到了清代，随着出土器物的增多，金石学也达到一个高峰。晚清金石学家陈介祺于古玺收藏甚富，其代表著作《十钟山房印举》收录古玺印万余方，成为研究古玺印的扛鼎之作。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在古遗址考古发掘中更多古代玺印面世，为探究历史，论史籍正误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十年来关于战国古玺印的研究成果有罗福颐《古玺汇编》、庄新兴《战国玺印分域编》、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胡长春《战国玺印分域间序》、曹锦炎《古代玺印》以及施谢捷《古玺汇考》等等，在这些著述中披露有几十方燕系战国玺印，有效补充了燕国行政体系研究中文献史料的不足。其中涉及廊坊地域的玺印有八方，其中官印七方，私印一方，归纳分类如下：

一是与文安有关的燕国玺印有两方。其一，收录在庄新兴主编的《战国玺印分域编》的“文安都司徒”印，系故宫博物院藏品。前文已经说过“都”为燕国县一级行政单位的名称。“司徒”是古代一种官职，《周礼·地官叙官》中称“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即司徒是主管教化的文官，与执掌军政和军赋的司马分工不同，但级别相近，故司徒与司马也称左右司徒。其二，收录在《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的“文安都赤皇”。“赤皇”有学者考证为主管传驿烽燧事务的官职。据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出版的相关资料，在燕南长城沿线的大城县旺村、文安县韩村东南、大城县郭底村内都发现土堆夯筑烽燧遗迹，此亦与该印契合。 因此，虽然史籍中并无文安战国时期置县的记载，但这两方官印表明燕国曾置文安都无疑，加之目前已经发现的秦代“文安丞印”封泥，完全可以改写文安西汉置县之说，把置县年代向前推至战国中晚期。

二是与三河相关的燕国古玺印有四方，皆为官印。分别是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战国时期燕系玺印中有“泃城都司徒”“泃城都右司马”。右司马为古代一种官名，春秋置。《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战国时，楚、齐、燕等均设此职，掌军政。燕系玺印中左、右司马官职均有出现，除此印之外，还有庚都右司马、柜易都左司马等，一般情况下，左司马的地位要高于右司马，因此泃城都右司马应为泃城都掌管军事事务的副职。

另曹锦炎《古代玺印》收录燕系古玺“泃城都丞”。此印最早收录在《十钟山房印举》，证明其出土年代较早。丞，汉以后为中央和地方官吏的副职，有大理丞、府丞县丞，县一级地方行政单位正职为县令，副职为县丞，但战国燕系玺印未出现过“令”的官职，因此，战国时期丞为地方正职的可能性也应存在，泃城都丞应为泃城都的地方主官或副职。

此外，在《玺汇》中还收录有一方“泃城都赤皇”印，此印与上文中的“文安都赤皇”属一类，不再重复。

泃城都应为因泃得名。泃，水名，源出今天津市蓟县北，西南流经北京市平谷县南，折向东南，经河北三河县东，至天津市宝坻县东北注入蓟运河。唐武德二年建置临泃县，其地在今河北省三河市东。《水经·鲍丘水注》：“鲍丘水自雍奴县故城西北，旧分笥沟水东北，合笥沟断，众川东注，混同一渎，东迳其县北，又东与泃河合，水出右北平无终县西山白杨谷。西北流迳平谷县，屈西南流……泃河又南迳紻城东，而南合五百沟水，水出七山北，东迳平谷县之紻城南，东入于泃河。泃河又东南径临泃城北，屈而历其城东侧城南而出。”《古本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十六年（前355年），齐师及燕战于泃水，齐师南遁。多数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燕国的泃城，位于现三河市东，与唐临泃县的位置基本接近。不同版本《三河县志》汉以前资料阙如，以上四方战国燕系官印同为“泃城都”一地，非常少见，可补史料之不足，证明战国时期燕国设有泃城都，可以使三河的置县史大为提前，具体沿革情况是，战国是燕国设泃城都，秦时史料无考，西汉置路县，东汉改路县为潞县，唐武德二年析潞县置临泃县，贞观元年省临泃并蓟州，开元四年更置三河县。

三是与固安有关的古玺印一方。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收录有战国时期燕国官印“方城都司徒”。前文已经说过，在《史记》中方城的地名曾多次出现，如“（燕王喜）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史记·燕召公世家》），《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县南十七里”。对于方城的存在以及地望古今都没有太多歧义，只是史籍用字简练，从未出现过“方城都”的记述，这方玺印的重要性就在于凭此可以完全确认方城的行政设置，相比较而言，对于前文所述同样在古籍中出现的“临乐”就是个未知数。

四是与安次有关的私印一方。战国燕系复姓私玺有“安即生晨”。据施谢捷先生考证，“安即”即“安次”。《汉书·地理志》载渤海郡属县安次，其地为今廊坊市安次区。

二、青铜器。青铜器之铭文称为金文，两周时期带铭文的青铜器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字资料甚少，金铜器铭文能够提供更多未知的历史信息，琉璃河燕都出土的青铜器就为了解燕国世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目前发现与廊坊地域存在关联的青铜器有两件。

一是武平钟。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刊载后晓荣、 陈晓飞《考古出土文物所见燕国地名考》中记述，“出土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中有武平钟，铭文为‘武坪（平）君□□□器’。武平地望无考，武平君为燕国失载封君，文献无考”。文中虽表述武平地望无考，但“平”字下加土是燕国文字中“平”字的常用写法，带有鲜明的燕国特点，如燕玺平阴都司徒中的“平”字，如果武平钟铭文中“平”字的写法与此一致，就能确定为燕系青铜器无疑，只可惜原文没有附录铭文拓片，也没有说明该青铜器的出土细节。如果确认为燕国青铜器，前文已经说过霸州市胜芳镇古称武平，两者之间应该有联系，若此，武平在燕时也应为“都”的设置，并且单纯从字面来看，“武平”恰与“文安”对应，且位置相近，都处于燕国与齐、赵两国边境，大胆假设一下的话，这两地是否为战国时期同时命名并设“都”，表达了一种对边防安宁的美好祈盼，此点留待日后详考。

二是“平舒”戈。天津史学家韩嘉谷在《“平舒”戈、“舒”豆和平舒地理》一文中记述，1983年在天津市大港区沙井子村（原属静海县）出土平舒戈一件，长胡三穿，援略上扬，内铸“平舒散戈”四字铭文。从文中描摹文字形制看，字形结构与燕国文字有明显差异，属典型的齐国文字风格。此戈的出土，证明平舒在战国时期曾是齐国所辖县之一，其地望应包括今河北大城县、天津静海县及滨海新区部分地区。

三、陶器。与青铜器上的金文相类，古陶器上的文字被称为陶文，虽字数一般较少，但亦能透露珍贵历史信息。1983年，天津市静海县西钓台古城出土一件陶器“舒”豆。豆为先秦时期的一种食器和礼器，有铜制和陶制两种。“舒”豆为陶制，浅盘细高把，通高21.8厘米，把部中部戳记一“舒”字，字体结构与平舒戈同。从该豆文字特征看，年代应与平舒戈为同一时期，是证明平舒为战国时期齐国辖县的又一实物证据。平舒戈和“舒”豆的出土，加之零星文献资料，完全可以把大城的置县历史推至战国时期。

四

综上所述，通过应用二重证据法分析论证可以得出，在战国时期廊坊域内明确建立县级行政设置有燕国的泃城都（三河市）、方城都（固安县）、文安都（文安县），齐国的平舒县（大城县），有可能有县级行政设置但尚需进一步确认的有安次、武平（胜芳），可能性较小的有临乐（固安县东南）。从此可以看出，廊坊这一地区无论是对于战国时期的燕国，还是与之相邻的齐、赵两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长期以来，限于先秦史料缺失，以及楚汉战争影响，这一区域汉以前历史后人无从得知，自西汉至今两千多年来因因相循，讹误至深竟成定论。因此，无论是出于对历史的敬畏，还是弘扬廊坊历史文化的需要，都应正本清源，对廊坊地域的先秦历史给予足够重视，一些已经达成共识的学术成果要加大宣传和利用力度，做到严谨考证、大力宣传，在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把新的学术成果补充吸纳，充分展示廊坊历史文化积淀，以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全市文化软实力提升。

（作者曾任廊坊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室主任，文史委副主任，现为三级调研员。主编《廊坊近现代人物录》《廊坊历史文化村落撷英》等多种文集。）